张尕怂（gǎ sǒng）说话有点结巴，但唱起歌来不含糊。
“民谣流窜犯”是他的外号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在深夜结束演出，跳上火车，在另外一个城市醒来，呼朋唤友、喝酒，然后唱歌。
弹三弦时他头往左偏，多年下来他落下了颈椎病，不复当年只坐火车硬座巡演的勇猛。空闲时坐下来，他经常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脑袋，左右晃动拉扯。
还没过完2014年正月十五，他就背着三弦和换洗衣服出了门。从老家甘肃白银一直巡演到云南大理，在那里住上两三个月，然后下半年一路北上巡演，一年经过六七十个城市，最后回到老家。
在北京“蜗牛的家”演出的时候，张尕怂一个人在台上唱歌，他唱的都是民间小曲，杂糅着西北民间社火小调、花儿以及通渭小曲，也翻唱野孩子的《黄河谣》。他习惯闭着眼睛唱歌，“不敢往下看，怕人太少”。
实际这天来了近五十号人，包括东东枪等微博名人。2012年他第一次来这里演出时，只有不到10个人来捧场，还都是朋友。“他的歌比上次更民间了，”场地老板说。这次门票预售40元，现场卖60元，加上专辑的销售，一场下来张尕怂差不多有3000元的收入。今年最火爆的演出属于民谣艺人吴宁越，当时这里满满挤下了一百多号人。
“巡演是一年比一年好，”张尕怂说。2008年，他大学二年级，开始唱民谣，没名气，四处巡演都不要门票，酒吧只管吃住。当时他兜里的钱从没超过500块，但是信心满满，喝几瓶就一起唱歌，女粉丝形容他像“一个孩子用他明亮的大眼睛讲故事”，结果这几年越唱越害怕，观众多了，自然“有人给我挑毛病”。
巡演是张尕怂收入的主要支撑，此外就是各大音乐节，“音乐节比巡演赚钱，影响也大，像太湖音乐节，虽然比不了痛仰这样知名的乐队，但也能有一两万的收入”。
他算了一下，2014年巡演毛收入大致在15万左右，抛去路费、住宿的开销，一半就没有了。“我来北京住朋友家里，能省就省。”他习惯把钱给母亲保管，2008年巡演刚挣了两千，他就往妈妈的账户上汇了1500。
“哥们，你还在坚持啊！”
初中二年级，张尕怂挣了第一笔钱。他在甘肃白银的建筑工地打工，挣了两百块，转手就去买了一把吉他。这把吉他现在还在他老家，上面刻着“猎人”，这是他最初所组乐队的名字。“当时买完了也不会弹，想弹唐朝的《飞翔鸟》啊、何勇的《姑娘漂亮》啊，就瞎摸索，咦，一个月之后，会弹《两只老虎》了！”
张尕怂戴着黑色的圆眼镜，有点复古，留着胡子，别人说他装老成，他觉得不对，他这么打扮，“只是为了配合目前的音乐风格”。张尕怂原名叫张建煜，艺名曾叫过阿健、猎人。“尕怂”在甘肃话里是骂人的意思，他觉得好玩，“这个名字会火！”他更是在2013年底的专辑中唱得直截了当，“想红红不了，不红也没人鸟，找小姐那个找小姐，也不能开发票 ”。
现在网上还能找到2008年张尕怂第一次做专场演出的视频，当时他稚气未脱，穿着蓝色的海魂衫，红扑扑的脸上老是挂着笑。他把歌手王磊的歌改成甘肃话唱，“春天已来了，交配的季节已到了。”
那时候他才大二，听了苏阳的《贤良》后大受启发，于是开始四处找甘肃青海的老艺人，搜集民间小调，整理改编成自己的作品。第一次专场，他连吉他的大横按都不会，只会几个简单的和旋，硬着头皮花钱找朋友来伴奏。
首演来了不少人，包括写《栀子花开》的吴娈。后来“台湾民谣之父”胡德夫来长沙专场演出，要找一个能喝酒会唱民歌的做嘉宾，通过吴娈的介绍，张尕怂就去了。“胡德夫屁股很大，坐在那打鼓，我在旁边感觉到一阵阵气浪推着我，”张尕怂本来对胡德夫没什么印象，但胡德夫现场的气势还是震住了他。
流浪歌手他也做过，当时长沙、株洲、怀化的流浪歌手他基本都认识，大家还有个联盟，在地下通道唱歌，用电话通报城管活动的信息。后来在广州演出，张尕怂还碰到了曾经一起流浪的歌手，对方已经结婚生子，在学校旁边开了个琴行，他跟张尕怂说，“哥们，你还在坚持啊！”
“我把碗舔得干干净净”
如果不是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时玩音乐，张尕怂现在可能在湖南某个林业局里做一个科员。
时至今日，张尕怂还是后悔上了大学，“花了家里的钱，把我也弄得挺惨。”大四毕业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在大理生活，压根忘了上学这回事。班里同学打电话给他，催他回来交学费，否则全班都毕不了业，“我说不回去，不念了。结果他们把本来用作毕业庆祝的助学金，给我交了学费，这笔钱我也没还。”
张尕怂讨厌班里的同学，每次走进教室，他都仿觉教室里的空气把他往外推。他在宿舍排练唱民谣，室友嘲笑他，“你唱的是儿歌吧？”一次两次不以为意，次数多了，室友就开始烦他，捂住耳朵大叫。张尕怂当时自尊心强，“咱也是‘艺术家’啊。”于是大三就搬出宿舍，临走时，还把宿舍的被子烧了，“有装潇洒的成分，但也是为了决绝。”
受朋友于新源的启发，张尕怂在2008年开始了全国巡演。“当时不算巡演，准确说是流浪。”当时豆瓣火热，张尕怂在豆瓣上跟各个城市的演出场地联系，对方问，你有CD吗？他只能搪塞，“还在录”，对方让他唱两首，他就唱张楚的《姐姐》，“幸亏嗓子好，最后还升了一调，现在都唱不上去了。”
四处漂泊巡演，他养成的习惯是把身份证藏在鞋底。风餐露宿，挨饿是难免的事。“最惨的时候吃馍馍下蒜，蒜还是从牛肉面馆偷的，南方的馍馍是甜的，可难吃了。”有一次在汉口，他的行李钱包都被偷了，两天没吃没喝，连找个人打电话都没人帮，“汉口是我最讨厌的城市”，乐观的他仍旧愤愤不平。此前几天，他刚问家里要了钱，不敢再打电话。饿到极致，他咬自己的胳膊，“我就不信，你饿死我试试！”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在路上碰见了高中的女同学，高中时他们俩一句话都没讲过。“她也很热情，带我去吃热干面，真香！我把碗舔得干干净净。”
女同学借他100块钱，他只要了60。后来张尕怂在QQ上跟这位女同学说起此事，对方没有任何回应，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俩再也没见过，这60块也就不了了之。
他出去巡演回来，跟长沙的哥们说，外面很好，有一个提升，但没人响应他。“学校呆不住，家也不敢回。在长沙搞乐队觉得没出息，无处可去，这让我精神痛苦”，稀里糊涂地，他就去了大理。
相比之下，他每年在大理的生活是最悠闲的时光，有山有水，租的房子一个月才500块。张佺、张玮玮等一帮民谣艺人大都在那里生活，独人独院，经常聚在在一起玩即兴演奏。一有外地艺人演出，全部都来捧场。张尕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面对洱海喝会茶，下午在咖啡馆和朋友闲聊，然后晚上去九月酒吧唱歌。“我上半年巡演赚点钱，把房子租下，每周驻场酒吧有两场演出，一个月两千多，足够生活了。”
“你想红吗？”“当然想！”
当下的民谣圈里，比较知名的宋冬野、尧十三、马頔年龄比张尕怂稍大，他们共同团结在麻油叶厂牌之下，张尕怂跟他们都是朋友，但他选择一个人，做民谣个体户。他受邀参加过东方卫视的《中国达人秀》，参加这种节目，在独立音乐圈里有点被看不起，张尕怂当时只是因为录专辑没钱，浑身上下就60块，编导的朋友找过来，说包吃住和路费，他穿着个拖鞋就去了。
节目录制片花，问选手问什么参加达人秀？别人都说梦想，张尕怂和乐队的哥们喊，“我们饿了！我们饿了！”这把编导气得够呛。第二轮比赛的时候，张尕怂想把他歌里唱的“张老汉”请来上海玩，结果编导不同意，他们就开始捣乱，结果他的就没播。“其实这些节目挺好玩的。”
“你想红吗？”我问他，“当然想！”他理解的红，是像张佺他们那样，出去演一场，赚个十几万，回大理休息半年，然后再演一场，不用像现在这样奔波。在他的概念里，按部就班上班是一个乏味的工作，这意味着要看人脸色、被人呵斥以及为别人打工。
“梦想呢？”“明年给家里盖一个二层小楼。”少年去游荡，老来终还乡，他说自己的归宿还是西北故土，喜欢吃的不过是家里的臊子面。“人很复杂，有的人追求满汉全席，最后到头来发现还是喜欢一碗臊子面。
